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共收到提案5210件，审查立案4156件，其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占10.13%。根据《世界环保》记者的初步调查，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依旧是建言最多的环保人，一个人就带来了24条提案，其中大部分环保类提案不仅涉及到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污染防治问题，还有关于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洞庭湖的保护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在纯粹的环保问题之外，还有几条对社会公益事业、地方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建言。被围观他的记者赞叹——“满满的社会责任感”。
“还有一些是我在提案中没有写，但是在小组会的发言上提出来的。”潘碧灵说：“比如说我建议国家发行生态环保的彩票，以此作为增加环保投入的一种渠道。现在允许发行的彩票就是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如果不能新增彩票类型，我觉得可以从体育彩票中划出一部分，用于生态环保投入。因为环保本身就是公益性质的，也可以说跟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而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现在更多应该是市场化的行为。”

思维活跃，想法也很多的潘碧灵向《世界环境》详细讲述了他的一些思考：

环保事业缺钱吗，经济手段怎么用?

记者：为什么需要开辟诸如彩票这样的渠道来推动环保事业?您认为目前国家层面的环保投入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吗?

潘碧灵：我认为，环保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资金的投入。环保改革也好治理也好，不能光靠说，没钱没项目怎么落地推进呢?本来环保这块财政投入的基数就偏低，去年中央财政投入环保的钱并没有增加太多，只有土壤污染防治的增加了，水和气的都略有减少。比如大气的投入前年是112个亿，去年只有110个亿，还不及北京地方财政的投入，一个地方一年就186个亿的大气污染防治基金，这几年北京一共投入了660多个亿在大气污染防治上。

记者：北京当然是力度很大了。110个亿用于全国还是比较吃紧，可能也是只能扶持重点区域，全国范围可能主要还是靠各地方以及多种融资渠道来拉动。湖南的空气质量整体还是在改善的吧?

潘碧灵：去年全国各级财政总的生态环保投入是4000多个亿。那110个亿里面，湖南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湖南的空气质量比起珠三角长三角，改善程度还是要差一些的，尤其是长株潭地区，去年我们的pm2.5的年均浓度是48微克/立方米，全国平均是47微克/立方米。空气污染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湖南空气比较湿润，土壤酸性的比较多，一扬尘，酸性土到空气中生成硫酸根，再二次生成pm2.5。湖南的pm2.5有60%是二次生成的，省内每个地方也不一样，大城市的话，汽车尾气占比例肯定要大一些，来源也复杂，除了扬尘、尾气、工业，冬季的时候也有外源性的污染输入。所以我们还是得继续努力才行。

记者：那环保光靠财政也肯定不行，还是得通过多种渠道，还有各种经济刺激手段相结合。像您的二十多个提案里面，有一个是建议设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并且您说这是参考借鉴了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但是您之前不是说土壤污染防治跟大气和水不一样，是要以风险防控为主，不适合投入巨资搞大修复的吗?

潘碧灵：整体来说当然是以风险防控为主的，应该分级管理。像农用地这块，污染轻的可以改变种植方式，稍微重一点的可以调增种植结构和土地用途，特别严重的可能带来环境健康损害的还是要考虑修复。土壤污染防治的基金我提议分成两块，一个是农用地，以公益性基金为主;第二是城市污染场地这块，带有一定公益性质，但是更多就是市场行为了。因为修复出来的土地是城市建设用地，修复之后是可以增值的，所有应该要从土地出让金里面拿出一部分来，不能全部是财政投入。土地出让金应该取之于土用之于土，你地价升值了，从里面拿一块出来做修复，有什么不可以呢?另外，这种基金的投资回报不是很高，所以100个亿里面，可以拿60个亿用于治理，拿40个亿放在其他领域，放到能有更高收益领域，赚了钱用于土壤污染防治。另外，还有社会捐赠。民以食为天，大家都想要健康，生态环保基金当然也可以号召社会捐赠来注入一部分资金。改革的关键是各方责任归位

记者：经济手段里面不光是投资，还有罚款这类。陈吉宁部长说按日计罚是环保法明确的对企业处罚的重要手段，但是法律要求企业违法排污拒不改正的，才能启动按日计罚。比如你上公共汽车，抓到你没有票，得先补票，如果拒绝补票，才能够实行按日处罚。这样处罚力度就会显得不够，这类困境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化解会比较好呢?

潘碧灵：按日计罚只能对污染的行为进行处罚，而不能对污染造成的环境和健康损害的后果进行处罚。这次“两高”的报告也特别提到了，下一步要加大公益诉讼的力度。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是依靠罚款，环保的罚款原本的额度就比较低，有的情况下，就是连续计罚也没有多少钱，如果这些钱能够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让企业纠正行为也倒还好。但是罚款本身也并不是赔偿的性质，罚款的钱通常也不足以弥补污染损害造成的损失，所以更应该加强污染损害的追责，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力度。

记者：您认为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改革会有助于各方责任的明确和归位吗?

潘碧灵：许可证是一个基础，许可证制度是环境管理的一个基础性制度，这个管理是强调企业的责任主体和自主性，许可证上载明的这些要求，是企业自己承诺的，企业自己就要去做。这些要求就很细了，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标准，还有行业的规范等等，每一家企业，还应该跟它的环评所涉及的要求相衔接。一个行业的许可证大的内容就算一致，但细节上每个企业可能都不一样，都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要求来的。

记者：相当于是企业跟地方政府达成的一个契约?

潘碧灵：对，这个契约签订以后，不是环保部门每天去查企业，而是让企业自己去监测，去管理，定期给环保部门报告。作为环保部门，我们是去抽查它，一旦发现问题就严厉处罚。

记者：相当于转变以往那种保姆式的管理模式了，以诚信为前提，以执法从严作为保障?

潘碧灵：这就像收税一样，你自己报税，平时税务部门并不来管你，但是一旦抓到你偷税漏税，就要追究刑责。这样的管理思路，是强调企业自己的责任。另外，排污许可证也为环保部门加强管理提供标尺。许可证上面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总量指标，排放标准的限值了，而是涉及到各种管理要求和规范，更加精细化。

记者：所以转变责任主体的角色之后，精细化的管理就成为可能了?比如说政府不再粗放的管几种主要污染物，每个企业都有责任自主监测记录和上报各自排放了些什么?

潘碧灵：以前的总量减排对所有企业都是控制同样的排放因子，但是实际上不同的企业排放的污染物都不同，即便同是涉及重金属的企业，排出的重金属的种类也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每个排污许可证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个性化的。从2015年开始，湖南省就已经开始将自行监测的责任明确到企业，该手工监测的要求他们要手工监测;连续监测也要企业自己去负责，可以不用第三方，在线监测的仪器，不管一开始是政府买的还是企业买的，都视同企业自己的，如果要再换，就企业自己去换了。

记者：但是其他很多地方CEMS小屋的钥匙都是不交给企业的，这样放手给企业不怕他们造假吗?

潘碧灵：还是那个原则，一旦抓到你造假，就严肃追你的刑责。如果这点信心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搞排污许可证制度了。排污许可证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让企业自己测自己报啊，现在这个在线监测都不敢给企业自己负责?

记者：所以监测的自主权始终要全部交还给企业?

潘碧灵：大的方向上是这样，不叫“还给企业”，而是明确企业的责任主体。现在国控污染源这块还要看部里面的部署，我们现在是双重属性——同一套设备和数据，对环保部门而言是监督性监测的依据，对企业而言就是自主监测，目前大多数还是第三方管理。

记者：那2015年“明确责任主体”之前和之后，你们执法统计造假的数量变化大吗?

潘碧灵：整体来说现在是越来越好，企业的责任意识也在增强，大家都越来越重视环保，知道不能乱来了。当然极个别的违法行为也是有的。以后数据联网直接传输，湖南有自己的环保信息平台，企业自己监测的数据也要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上发布，接受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