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绿色环保技术在很多国家意味着昂贵的成本。在“花园之国”新加坡，昂贵从来都不是绿色理念的代名词，且并非只有高科技才能换来绿色。
    在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8000人的小岛，绿化率超过60%。除了随处可见的植物，在这里有超过1600多个绿色建筑，而按照计划，新加坡在2030年的城市绿化率将达到80%。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政策鼓励、立法管制、市场推动、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全面推广节能、环保的绿色建筑。 
    然而，正如新加坡建设局局长姜锦贤所言，真正可持续的建筑环境并不仅是政府或某个行业的责任，而是公共部门、企业部门与公民之间的密切合作的结果。 
    在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最近发布的世界绿色建筑趋势报告中，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新加坡的企业在2012年的“绿色参与度”最高——64%的新加坡企业实施了至少60%以上的绿色项目，而其他国家只有28%的企业这么做。到2015年时，新加坡的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89%。“在中国提及绿色建筑，大家就首先想到的是节能减排，而且更多的企业主会认为绿色意味着昂贵。”姜锦贤说，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比如新建一座酒店，按照新加坡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案，建筑成本会比普通建筑高10%，但长期来看，在能源上节约下来的钱可以在五年内就覆盖这部分多出来的建筑成本。 
    而从市场方面考量，绿色建筑已经被列入中国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地产大佬也早已嗅到投资机会，万科、万通都曾多次考察新加坡的绿色建筑，并在一些项目上小试身手。 
    在姜锦贤看来，中国绿色建筑的市场非常庞大，目前还是蓝海，那是因为很多先天基础还未达到，但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许不用五年，中国的绿色建筑市场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访谈 
    经济观察报:新加坡在探索绿色建筑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题? 
    姜锦贤：一开始在对开发商的鼓励措施，以及推行绿色建筑标准方面不是很顺畅。现在的目标是把更多的现有建筑改造成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我们还在培养这方面包括工程师在内的专业人士，目标两万个“绿领”，涵盖能效管理、水处理以及照明等很多细分专业，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推动旧建筑改造时，我们提供了充分资助，但光有资助还不够，除了“萝卜”，还要有“大棒”。就在去年，我们专门立法要求建筑业主在更换门禁和空调系统时，必须达到绿色建筑的最低标准。加起来，政府每年的投入非常庞大。 
    经济观察报：新加坡每年在绿色建筑上的财政投入具体有多少? 
    姜锦贤：2008年我们立法规定，新建建筑都必须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而政府建筑则必须达到绿色建筑的最高级别“白金奖”。新加坡一年平均有总造价250-300亿新加坡元的新建工程，政府投入占40%，要求其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政府用1亿新加坡元的奖励，协助企业进行既有建筑改造，这是五年期计划，平摊下来每年有2000万(新加坡元)。 
    经济观察报：新加坡企业“绿色参与度”很高，仅仅是因为政策原因么? 
    姜锦贤：政府鼓励确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只是一方面。我们一开始就把整个绿色建筑产业链上利益相关方都邀请进来，包括开发商、供应商还有工程师、设计师等。我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教育企业发展绿色建筑的巨大价值。对于企业来讲，绿色建筑也有确凿的商业理由，尤其是在从一开始就采用一体化的设计方法的话。 
    一般来说，近年来新建的绿色建筑的所需额外成本约占到普通建筑造价0.3-8%，在达到一定规模且业界更熟悉绿色建筑设计之后，额外成本还在逐渐降低。通过节省能源可轻易地抵消这些成本。对于建筑物拥有者和居住者来说，绿色建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具有高能效和高用水效率的建筑物不仅会节约更多的费用，也可提供更好的室内空气质量和环境。所以我们对这些利益相关方会提供很多激励措施。 
    经济观察报：目前在中国，发展绿色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作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该如何拉动企业的积极性来加入这个进程? 
    姜锦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最终消费者意识到绿色建筑的重要性，只有他们有需求，开发商才会有动力去开发绿色建筑。新加坡有很多走进社区的绿色建筑展览，让民众去看绿色建筑的好处是什么，比如绿色医院、绿色办公和娱乐休闲场所等。在教育民众方面，新加坡政府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这样的信息传播，提高人们对绿色建筑的需求，才能让绿色建筑落地生根。 
    我们也做了很多面向企业的宣传。一栋建筑的寿命至少有四五十年，绿色建筑的额外建筑成本可以在4-6年回收，接下来通过节能就能赚钱了。比如一间绿色医院每年在能源方面节约就可以达到80-100万新加坡元。由此看出市场效益，让开发商和业主知道建绿色建筑是可以赚钱的，从而引导企业逐渐形成市场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