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郎顾之争"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论争刚开始时,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的沉默,媒体一片惊呼:"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然而,论争进行到现在,除了被郎咸平质疑的三位企业家出来低调回应外,作为利益主体的重要一方,没有一个企业家出来对论争发表意见,也没哪家媒体像追逐经济学家那样去追逐企业家。这到底是一个无意识的失误还是有意识的选择?最新国内·国际金融焦点和专家分析请查阅中国金融网《行长经理内参》 　　这次论争牵涉到四方利益,即学者、企业家、员工和政府。除了学者外,最应该出来说话表达意见的还有其他三方。但是,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企业的监管者,政府应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因此,政府的失语应该能够理解,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政府必须失语。至于员工,虽然与企业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是,鉴于他们很多人为生存而奔波以及表达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失语也尚可理解。惟独企业家是最不应该缺席的,因为他们是被社会看作强势群体的。他们有着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表达公器,也是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被质疑的对象,他们理应站出来大声为自己申辩,然而,他们居然集体沉默了,这委实让人不好理解。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有人善意地从企业家的角度为其辩护,认为企业家不回应是忙,不像学者和公众那样有时间争来争去,打口水战。企业家是务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真理。确实,张瑞敏、李东生和顾雏军在回答他们为什么不想回应的时候,都强调了这一因素。也许他们的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在所有的时间都忙呢?对于其他问题,企业家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为什么对于这个有关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污点问题,企业家反而以种种理由避而不谈?显然,时间紧、事太多不是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家正处于弱势,不敢说话。张维迎就是这么认为的。张认为,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都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而舆论环境则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而这次在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姑且不说张的这个企业家舆论环境最差的判断是否恰当,即便如张所言,我们看到,去年也有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顶级企业家,对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出来反驳,告诫民众不要有"仇富心态"。仅仅一年未到,是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恶化了,不敢说话了?还是面对学者和民众质疑的事实确有难言之隐,因而只好不出声了? 　　不必否认,即使是强势力量的企业家,也会在某个时候的某个时点上变成弱势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们的失语,也许有张维迎指斥的舆论环境差这个因素在内。但是我认为,企业家缺席于这场论争,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火候"上,企业家不宜出来说话。想想看,站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面对群情激奋的舆论,可能会惹火烧身；反戈一击,又可能得罪同行；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能两边都不讨好。于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回避。 　　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比起经济学家来,企业家们的"失语"才是真正的失语。它使得这场论争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圈子里的"独脚戏",从而削弱了论争本身应有的意义。 来源：中国金融网/上海证券报